“养老金，哪个养老金？”
午后两点，泉州浦西万达商圈附近，刚结束跑单的19岁专送骑手小林（化名），坐在罗凯的店里，埋头扒拉炒面。听见缴养老金几个字，一脸生疏。
许久，他回了句“没交”，继续把头埋进面碗。
小林所在的浦西万达站点，是泉州市中心最大的美团站点之一。2025年4月，美团平台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地启动外卖骑手养老保险试点。
试点一年多后，站长为最新数据感到无奈：150名骑手中，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人数从去年刚做推广时的近20人，已降至个位数。
是追求灵活的骑手根本不需要这项政策？在泉州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骑手社保线下服务咨询专窗的工作人员却告知记者，每天都会有一两位穿着骑手服匆匆赶来，询问养老保险缴纳细则。
一边是参保者寥寥无几，一边是需求真实存在。骑手缴纳社保的真实诉求到底如何？今年7月中旬，记者选取浦西万达站点，作为一周的观察据点。
同样把目光投向这里的还有35岁的泉州本地厨师罗凯（化名）。罗凯为新开小吃店选址时就发现，店对面是个外卖站点。之后他推出一系列方便骑手吃饭的举措，让小店成了“骑手食堂”。
餐桌之外，罗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骑手们被遮蔽的需求。我们也在这座城市看到了远比“政策推广难”更复杂的故事。
泉州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开设了新就业群体和骑手的服务专窗。 吴凯文 摄
“赊账”吃饭和二三十年后的养老金
“你先看看我的记账本，就明白了。”
在小吃店，罗凯一听记者在问骑手们“交养老金的事”，立刻从锅灶旁关火走来，想拦住这场 “无效问询”。
电子表格里，20多个骑手的名字后面，密密麻麻写着用餐次数和总金额，骑手吃一次就改一次数据。老板罗凯正是这些账单的垫付者。
记者在店的4天里，每次过了饭点许久，总有汗津津的骑手跑来探进脑袋问：“老板还有饭吗？”晚上八九点钟，还有累到不愿说话的骑手，轻声让他多加点饭。
罗凯凯在站点对面的闽南小吃店。 杨书源 摄
罗凯身形健硕，皮肤黝黑，脖子挂着粗银链子，身上有纹身。5月开业第一天，他站在门口迎客，“附近中学学生都从我面前绕着走，害怕”，他笑着回忆。但骑手们不会在意，这些出社会早的年轻人知道，一个小店主的好坏，不写在脸上，而在于一碗盖浇饭端到跟前，扒到碗底还有没有肉：从这个角度看，罗凯算得上好人。
一个多月后，罗凯向对面站长伍小华提议：想为站点的骑手供工作餐，骑手来店里吃饭记账。月底由站长从工资里代扣。
罗凯的倡议，藏着一层没挑明的用意——刚来跑单的专送骑手，没领到月结工资时，兜里没钱进店吃饭。
伍小华实地看过店内卫生后，爽快答应了，还承诺万一骑手欠饭钱中途失联，由自己承担损失。罗凯为来店的骑手组建了工作餐群，不少人加入。
骑手吃完饭后在罗凯店里短暂休息。 杨书源 摄
“给吃饭都要挂账的骑手谈养老保险，可行性高吗？”罗凯笑着问。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伍小华。他每月因给经济断档的骑手借钱，都要垫付2万多元。平台设置了每月3次预支工资机会，但“有人还是规划不好财务”。
在泉州市区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记者询问了30多位等餐骑手的养老金缴纳情况。近一半是近3个月才入行的新手。多数骑手都对参保话题不甚了解，但话锋一转，都会提及日渐失去性价比的收入和单量——
“（一个白天）以前能跑50多单，现在有35单就很好了……”反复在创业、打工和做骑手间横跳的年轻人王旭，7月回归伍小华站点时发现“更难跑了”。
42岁的专送骑手海亮是站点的“单王”。他一整天没吃饭，靠三四瓶可乐和一瓶胃药撑着。“喝点甜的就不饿了。”最近他总被平台稀稀拉拉的派单气得跺脚。有次3小时的晚高峰，就派了一单。一天大部分时间，他都骑着电动车无目的游走等单。
在伍小华的站点，骑手的平均月收入从前几年接近8000元降至6000元。虽然半年内只要有3个月收入达到当年泉州缴纳基数4433元，就满足缴纳条件，但伍小华发现，不少骑手“提不起兴致”。
12小时，至多能跑 50多单，按4.5元的平均单价，一天收入200元出头。这是在当地零工市场还算不错的收入。“缴养老保险每月要垫近900元，相当于跑4天的钱，我舍得吗？”海亮嘴角浮现出一丝讥诮的笑。
2024年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丹丹的课题组与某头部外卖平台合作，对平台3万余名骑手的社保缴纳意愿进行调研。她发现，超半数骑手希望获得养老保险，但涉及实际支付，意愿则相对较低。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缴纳月收入5%以下，能接受现行灵活就业保险缴费比例的骑手不到一成。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青对全国1600多名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调研也发现，回答“缴费太高，负担不起”的人占比最高，达到36%。
“单量下降时期，再让骑手掏钱交金太难了。”泉州美团众包团队的河南籍骑手长金路辉说。“但我还是会在开会时告诉他们，骑手App里可以看到缴纳社保的完整指导。”金路辉小心拿捏着说的“火候”。
7月17日骑士节，泉州众包站点骑手聚集在一起吃蛋糕。 杨书源 摄
“为什么要把到手的收入再拿出去？”
记账吃饭运转近1个月后，罗凯发现，一日两餐都在店里吃的10多位骑手，餐费才七八千元。
“记账表格上，都是清一色15元基础快餐。”罗凯从未见骑手点过一份炸物小吃。
倒不是对美食没欲望。每天一大早，也有骑手煞有介事在订餐群里问：“今天什么菜系？”但最后，总会选那个“看起来便宜的饭”。
“跑外卖，就是想满足最刚需的，交养老保险算是刚需吗？”一日两顿正餐都在店里解决的王旭反问道。
午饭后，年轻骑手会聚在罗凯店里短暂打一会儿手机游戏。 杨书源 摄
实际上，也有人是需要的。去年平台刚将泉州列为养老保险补贴试点时，伍小华的站点也有近20位骑手投保。但参保的人陆续离开，去了别的行业或平台。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正常的流动性。”伍小华习以为常。仅今年农历新年前，站点就有近80人离职。
“不是没努力推，而是本身就有点自相矛盾——向一群想挣快钱的人，推荐一份几十年后才用得上的保险……”伍小华欲言又止。
“平台要给骑手交养老金”的风声，是去年初传出的。骑手们搞不清缴纳规则，以为是一笔纯粹的平台补贴，门槛高，需要达到固定收入标准、加入指定专属团队……一时间骑手们都在观望。
很快平台开始逐个站点动员。第一批恳谈会上，骑手们诉说着一致的诉求——希望平台补贴比例越大越好，最好能够实现全额补贴，至少也要70%。
最终方案敲定：平台支付当地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最低缴纳金额的50%。骑手自付50%，当年对应的是每月443.3元。
从到手的收入里“交钱买养老保险”，不少骑手警觉起来。
“很多骑手搞不清缴纳的钱是直接进国家社保总盘子，担心平台想多扣骑手收入。”金路辉理解这种戒备心理。
一位高校的经济学教授，曾参加过数次骑手恳谈会。一次会上，平台提出对服务分数较高的骑手给予奖励，骑手反应冷淡。她问原因，一名骑手回答：“我们也搞不清楚，奖金是骑手收入总盘子里的，还是额外的奖励？我们最想要的就是保证我们单量，每天50单以上。”
关注到此类误解，后面几场宣讲会邀请了泉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看到有政府工作人员在场，骑手们踏实了许多。泉州众包骑手站长丁昌盛记得，他参与的一场120多人的宣讲会，会后有十几个骑手当场缴纳了社保。
金路辉是补贴政策的受益者。今年9月，他的孩子要在泉州就读小学，入学政策要求提供6个月本地灵活就业社保缴费记录。原本他打算卡着时间节点交，平台补贴让他把参保时间提前到了去年4月。
像金路辉这样的骑手，被视为推广养老保险的“种子用户”。平台希望他们带动身边人参保。
金路辉向记者展示了平台发放给他的养老保险补贴记录（金路辉是骑士长，补贴比普通骑手略高几十元）。
“人传人，人带人，七八场宣导会覆盖了1000多名骑手，40%左右是全职骑手。”美团平台在泉州的一位区域经理回忆。
经过多轮宣讲，部分骑手才了解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规则：参保不必限定在工作地，可选择老家等意向养老城市，也能拿等额补贴。后期即便不再跑单，缴费记录与社保年限也可累计。
但一些现实顾虑依旧难以消解。
不少骑手在算一笔账：把缴养老金的钱拿去买银行稳健理财，会不会收益更高？人社工作人员解释，社保基金近年年化收益率比普通银行理财都高，但养老金收益率每年浮动，不能写进宣传材料作为参保承诺。这份模糊的远期回报，让本就手头拮据的骑手算不过来。
还有许多骑手认为，养老并非燃眉之急，医保才是。
金路辉在老家缴纳每年400元的城乡居民医保，但在泉州就医，报销比例远低于职工医保，且异地就医手续繁琐。而倘若自费在泉州参保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开支又会翻数倍，经济压力陡增。金路辉现在生了小病，要么硬扛，要么随便买点药应付。他希望平台能补贴职工医保。
骑手保障头绪繁多，为何平台优先推进并非骑手眼下急需的养老保险？美团负责骑手保障项目的调研人员祝田（化名）分析，或许是个体感受和平台宏观调研决策之间，确实存在“温差”。
按照骑手社会保障的建设逻辑，本应是先解决短期风险，再兼顾长期养老。但平台内部调研显示，七成骑手为农村户籍，绝大多数已在老家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跑单遭遇的交通意外，已有平台出资的强制性新职业伤害险托底，今年7月在人社部门推动下推广全国。部分骑手还有商业意外险作为保障。短期高频风险覆盖后，养老保险成了保障体系里最突出的短板。
“先有一个，再慢慢升级。” 金路辉这样宽慰自己。
谁是真正需要参保的人？
7月17日，一年一度的“骑手节”，伍小华在站点组织抽奖。
奖品摆在桌上：工服、袋鼠公仔盲盒、斜挎包。每抽出一个奖项，他都会大声念出奖品名称。
“盲盒玩偶一个！”还没等话音落地，眼前的中年骑手悻悻地把奖品抛给身边相熟的年轻骑手，他更想得到一件工服。
而二十岁出头的骑手们，则盯着一排盲盒眼神放光。他们喜欢在车上、衣服上佩戴这些玩偶，有的还要集齐全套。高强度、高情绪消耗的工作中，这些“不实用”的快乐，比一件新工服重要很多。
骑士节当日，骑手们在等待抽奖。 杨书源 摄
伍小华在给等待的骑手抽奖。 杨书源 摄
一次节日抽奖，让伍小华想到给骑手缴纳养老金——骑手群体年龄层跨度很大，不同年龄层对一份养老保险的需求天差地别。
去年推广时他就发现，20岁左右的年轻骑手和45岁以上的年长骑手，只要一提“养老保险”，就笑笑走开了。看似相同的表现，背后是全然不同的立场——年轻骑手不认可养老金的价值；年长骑手大多有缴纳意愿，却被卡在年龄线以外。
“我跑单赚到钱了，就拿去创业开餐饮店。经营得好，利润比养老保险高吧？”上海一位家中负债的90后骑手金才林告诉记者，缴纳养老保险是45岁后才会考虑的事。
27岁的李敏（化名）跑外卖刚满一周。社保、养老保险和医保，这些名词在他这里常被混用，他觉得“闲得没事干的人才会研究这些。”30年后才能拿到的社保，“没有真实感”。他攒钱的动力，来自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买一辆自己的电瓶车，换个三星手机。而终极目标是攒够一万六千块——这是他咨询到的矫正牙齿的费用。
“我更喜欢结果立马体现在眼前的工作。”
作为泉州众包团队的骑士长，李凯楠也发现很多年轻骑手的收支状态，适配不了一份“长期主义”的保险。
众包骑手工资都是日结或周结，每次发薪都成了骑手情绪宣泄的出口：买最新款电子产品、换电动车装备……不到下一个发薪日，钱包又见底了。
“不少年轻人也只是外卖平台的候鸟。”李凯楠形容。
泉州制鞋工业发达，流水线上的工种和骑手，都没太高技术要求。外卖旺季跑单，工厂赶工给出更高日薪时进工厂赚快钱——这种以月乃至日计算的 “横跳”，让他们无法满足平台提供补贴的基本条件。
年轻骑手在订单不多的下午，喜欢聚集在站点休息。 杨书源 摄
一位20岁出头的骑手每天送餐都会戴上端午站点发的骑士帽簪花装饰。 杨书源 摄
张丹丹课题组的调查也显示，骑手的平均留任时间仅约6个月，超过三分之一（36.43%）的骑手在平台工作不足半年。
摸清了年轻骑手的巨大流动性，每周组建团队时，李凯楠都更倾向于签约中老年骑手。他们的职业选择更少，会把骑手当成一份可持续的职业。
56岁的叶建良，被晒成古铜色的脸上填满了沟壑。他是队里年龄最大的骑手，已跑单10年。年轻时他在工厂务工，曾断续缴纳过社保，但总计缴纳年限不足10年。“我想交，可最低15年的缴纳年限，我恐怕在退休前也完成不了了。”说着，他又猛灌了几口水，瞄着App里的“抢单大厅“是否有新订单涌入。他现在依旧保持着每月七八千元收入对应的高强度劳动。
“他们要抓住最后的劳动机会，拼命储蓄托举子女。在晚年时，才有底气向子女要求照料和物质帮扶。”李凯楠清楚他们的心态。
恰恰是这群最渴望稳定的骑手，大多已赶不上缴纳养老保险的末班车。
张丹丹的调研发现，骑手的社保支付意愿呈两极分化，中间状态的很少：一类希望拥有相对正规、稳定的生活，重视未来保障；另一类已经完全进入零工状态，对长期保障不甚在意。
后来，伍小华把希望放在了入职超过1年、年龄在30岁以上的骑手，找到了真正需要养老保险的第一批五六名骑手。这个判断和平台调研结果吻合：缴纳养老保险的主力军，是年龄在30-45周岁之间，收入在5000-8000元中等水平、已婚有家庭、有储蓄的中年职业骑手。而且过往拥有社保缴费记录的骑手积极性更高。
平台推广1个月后，骑手参保意愿基本稳定。祝田推测，这或许就是有真实需求的骑手比例，“接近五分之一。”
而一位社会保障领域的权威学者唐晓（化名）告诉记者：骑手参保人数没有激增，恰恰是平台能够将补贴政策推广至全国的条件。一旦规模扩大，总成本会迅速增加。
在“灵活”中寻找“稳定”？
7月中旬，罗凯打算给来店吃饭的骑手拍些视频素材。镜头里，他发现一位刚开始跑外卖的20岁骑手被晒伤了。
深褐色的手臂泛红发烫，表面全是日晒损伤后浮起的白屑。拍到这里，罗凯举着手机的手放下了，眼圈微红。
老骑手们都知道夏天送外卖，冰袖是必备的，站点也有公用的芦荟胶和防晒霜。但这位初来乍到十多天的骑手，对毒辣的太阳不设防。更尴尬的是，站点是月结工资的，他没干满一个月，连买冰袖的钱都没有。
有人好意提醒他找站长预支工资买一副。但小哥接连摇头，迅速吃完面离开了。
目睹这一切的罗凯感慨：“是我们一厢情愿觉得冰袖重要，可他更在乎的是自尊心。”两度经营餐馆失败、店面越租越小的罗凯，很多时刻能在骑手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深入骑手群体后，唐晓也有同感：外界往往认为骑手工作太累，应当减少工作时长；骑手没有社保，平台就应该替他们提供保障，“但骑手真正想要的是满足自己每个月的收入目标。”
唐晓认为，零工劳动吸引一部分人，正在于它提供了灵活性——这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福利。骑手接近自雇者，以放弃部分稳定保障为代价，获得工作时间和劳动安排上的自由。
一位骑手在外卖箱里装了一些防止自己送餐时低血糖的小零食和“再来一瓶”的瓶盖。 杨书源 摄
很多事实佐证了这一点。去年11月，骑手养老保险补贴向全国各城市推广后，平台分析发现，高薪的“单王”反而是缴纳意愿很低的一群人。
“用高强度劳动透支身体换取高薪的骑手，大多迫于家庭经济压力、负债，他们追求的是一笔快钱。”祝田解释。
42岁的海亮是一家6口人中唯一的劳动力，租着300元月租没有空调的房间，唯一的工服总是穿到黑漆漆的。
“劝都劝不住，他拼命赚钱不愿停下来。”伍小华看到海亮又“霸榜”了，总会摇头叹息。
海亮不敢投保养老保险。他“跳槽”太快，短短一年已换了三家平台，跟“外卖大战”下的各种招聘骑手红利走。
海亮每天都会跑单到深夜。杨书源 摄
对25岁的王旭而言，骑手这份工作，满足的是精神刚需。“送餐时我会戴着耳机听音乐。”每天能感受到四季晴雨变化。而且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他担心一旦缴了养老金，“撑不住也要咬牙跑单，谁都不想补贴断档。”
“我们也想通过为骑手补贴养老金，留住更多职业骑手。但效果并不好。”祝田说。
为探索适配骑手的稳定用工保障模式，美团平台在郑州、无锡等地的个别站点，招收缴纳五险一金的全职骑手，但这些站点长期招不满人：跑得好的骑手更愿意把钱留在身边，跑得差的希望“混着就好”——一位配送加盟商经理认为，这些站点始终处于矛盾中。
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的。
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最初是围绕正规就业体系建立。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做一份工作，干几十年。但骑手的工作形态则完全不同：以月甚至日为单位计算收入，在多个平台间流动，随时可以停下来，也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赵青认为，骑手的高频流动与养老保险要求的长期缴费之间存在制度张力。“传统就业关联的社会保险制度，无法适应新的、非标准就业形态。当下的社保政策，需要逐步增加弹性，使其能够包容非标准就业群体。”
何谓“弹性”？赵青举例：养老保险的法定费率全国统一，但缴费基数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调整，适当降低进入门槛。
深圳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近半年多来，深圳的骑手参保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位在多个城市跑过单的骑手分析：“深圳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基数比其他一线城市低些，降低了门槛。而有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骑手都没法参保，骑手只能选择回老家交金。”
泉州骑手向记者展示自己最新到账的一笔养老保险平台补贴。 杨书源 摄
赵青还强调要增强养老保险带给骑手的“获得感”，基础的一步是要把社保规则讲清楚。调研中她发现很多骑手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何种保险，需要换成更具体的提问：“你是每个月交，还是一年交一次？”年缴的，通常是城乡居民保险；月缴的，通常是职工保险。
她还提到，一些地方的社保经办人员走进社区，带着计算器为居民逐笔测算，每月缴纳多少，将来领取多少，断缴可能带来什么影响，这是值得提倡的做法。
现在，金路辉更愿意把平台的养老补贴，理解成对职业价值的认可，“像是老板给员工发的奖金。”
“骑手是我能找到收入最高的工作。”从前送完单和家人外出吃饭，他总要特意换掉工服；现在他会大方穿着工服去。
养老补贴的意义不止“给骑手钱”，张丹丹解释：“骑手等零工群体会更注重眼前收入。通过补贴给骑手们一个缴纳养老保险的选项，或许能让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长期的规划。”
经历了一年多的社保政策推广，伍小华建立了动员骑手缴纳养老保险的原则：不鼓吹、不强求，保持尊重和支持。
“有时搞明白为什么一个骑手不交金，和让骑手交养老保险一样有价值。”伍小华说。理解海亮的困境后，他再未和他提及养老保险。
但在骑手节活动结束后，他把没来参加活动的海亮叫到一边，递来一件工服。“这是我替你抽的，换着穿。”
伍小华知道，满足这种微小而迫切的需求，是他能够给予海亮当下最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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